深夜十一点，我合上面前的卷宗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桌上摊着的是刚接手的一起案件材料，厚厚一摞，像座小山。作为县纪委监委第十三纪检监察室的主任，这样的夜晚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。窗外，县城的灯火一盏盏熄灭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。我拿起手机，习惯性地点开和父亲“老周”的对话框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，最终什么也没有发出去。

老周全名周德茂，我们老家铜山镇粮站退休会计，算盘打得比计算器还利索。打我记事起，家里那张老旧的八仙桌上就永远放着一把算盘，枣木的框子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，珠子上的黑漆褪了大半，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。老周每天晚上都要坐在桌前，把那把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，一笔一笔地算账：今天的猪肉多少钱一斤，腌了两坛子酸菜花了多少盐钱，我这个学期的学杂费总共多少，他的工资还剩下多少。

“做人要会算账。”这是老周挂在嘴边的口头禅，我从小到大听了不下几千遍。

小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分量，只觉得烦。镇上的孩子都穿上了回力鞋，就我还踩着妈妈做的布鞋；同学家都买了电视机，我们家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修了又修，雪花比图像还多。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，在饭桌上抱怨了一句“咱家怎么什么都买不起”，老周的筷子啪地拍在桌上，震得搪瓷碗都跳了起来。

“你算过没有？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算盘珠子砸在桌面上，“一双回力鞋十八块，够你妈半个月的菜钱。一台电视机四百块，够咱家一年的口粮。你一个月后脚就长一码，那鞋能穿多久？你算过这个账没有？”

我被问得哑口无言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。母亲在边上打圆场，夹了一筷子青菜塞到我碗里：“快吃饭，你爸说得对，会算账的孩子将来才有出息。”

老周看了我一眼，语气软下来，但那句话却像钉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里：“儿子，眼睛一红，心就偏了。心一偏，账就算不清了。算不清账的人，迟早要吃大亏。”

那是1989年的秋天，我十一岁，第一次记住了这句话，却用了三十多年才真正读懂。

沿着记忆的河流往上追溯，总能回到那个深夜。

2000年，我大学刚毕业，考上了县里的公务员，被分到乡镇工作。报到前一夜，老周破天荒地多炒了两个菜，还开了一瓶他藏了好几年的高粱酒。酒过三巡，他起身从抽屉里拿出那把算盘，放在桌上，一下一下地拨给我看。

“你晓得我当会计那阵子，经手的钱有多少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我知道父亲早年在粮站当过会计，但从没听他细说过。他喝了一口酒，眼睛眯起来，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：“七三年到七八年，六年时间，经我的手从粮站进出的粮食，少说也有几百万斤。公社的提留款、统筹款，加起来也有几十万块。那时候的钱经不起现在的物价，可你们要知道，那真金白银摆在那儿，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八块钱。”

他顿了顿，手指拂过算盘的横梁：“有人找我，说你管着这么多粮食，悄悄匀出几斤，谁也看不出来，给你儿子补补身子。我说不行，一颗粮食都有数，少了一斤我的算盘就对不上了。那人又说，你就不会做假账？我把算盘一拍，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镇的话——‘算盘珠子上不沾灰，做人心里才不亏。’”

我端着酒杯的手停住了。这件小事父亲从未提起过，母亲插了一句：“你爸就是犟，得罪了人还差点挨打。”

“得罪就得罪，”老周不以为意地摆摆手，“我怕的是得罪老天爷。老天爷头上也有把算盘呢，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。你进了公家门，就要算得清自己的账。”

第二天走的时候，母亲偷偷塞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三百块钱，边角都磨毛了，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。“你爸让给你的，说你工作了花钱的地方多。”她看了一眼里屋，压低声音，“你别跟你爸计较，他就是那个脾气，心里最疼你的就是他。”

我攥着那个信封，鼻子一酸，眼眶就红了。那三百块钱里，每一张都是老周拨着算盘从牙缝里省下来的。

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年。

我从乡镇的普通科员干起，一路到了县纪委监委。这二十年里，经手的案子不少。有村里的支书贪污惠农资金的，有镇上的干部套取工程款的，也有部门的小科长违规审批的。每接手一个案子，深夜整理材料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老周的那把算盘，想起那句话：“算盘珠子上不沾灰，做人心里才不亏。”

可真正让我把这句话刻进骨头里的，是两年前那件事。

那次我负责核查一名涉案干部的问题线索。消息刚出，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。有的相识的朋友转弯抹角套近乎，有的熟悉的同事拍着胸脯打包票说“只是小事”，也有的搬出老领导的面子来“过问”。最难对付的是一个老同学，多年不联系，突然热情得不行，三番五次约我吃饭，我推说工作忙，他干脆拎着两盒茶叶找到我办公室楼下，笑容堆了满脸：“这点东西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就当老同学叙叙旧。”

我看着他那两盒包装精美的茶叶，想起了老周那句“眼睛一红，心就偏了”。我把茶叶推回去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：“茶叶拿回去。你要是真念老同学的情分，就别让我为难。”

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闷哼一声，拎着东西转身走了。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手心微微出汗，但心里是敞亮的。

那晚回家，我给老周打了个电话。没提具体事，只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，家里柿子熟了没有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老周忽然说了一句：“碰到的事，心里头有杆秤就行。”我一愣，问他咋知道的，他嘿嘿笑了两声：“你打小就这样，心里有事的时候就爱问柿子熟没熟。”

我对着电话也笑了，眼眶却有些发热。相隔几十里地，他还是能从一句家常话里听出我的心思。他没再多问，只是又叮嘱了一句：“秤是论斤论两的，不是论人情的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干脆利落，跟拨完算盘最后一声“啪”一样。

那之后案子办得很顺利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移送审理那天，我在材料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每一笔都写得很重。窗外正好有阳光照进来，落在桌面的党员徽章上，折射出一小片金色的光。我恍惚间看到老周当年在粮站仓库里拍着算盘的样子，忽然觉得隔了快五十年，我们爷俩站的是同一个位置，都是在替公家守住一颗珠子。

办完那个案子不久，我抽空回了趟铜山镇。推开院门的时候，老周正坐在柿子树下打盹，藤椅旁边的小桌上摆着那把算盘，阳光穿过枝叶，在枣木珠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走过去蹲下来，轻轻叫了声“爸”。他睁开眼，看到是我，浑浊的眼睛里立刻有了光，咧嘴笑了笑，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。

他伸手把算盘拿起来，递给我：“检查检查，看看少了珠子没。”

我接过来，指尖抚过那些磨得光滑的珠子，一颗一颗，都是完整的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灰尘。我把算盘放回桌上，握住了他骨节粗大的手，那只手还是那么稳。

“爸，一颗都没少。”我说。

他反握住我的手，力道不大，却让我觉得格外沉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记住，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个啥人。你是老周家的儿子，也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。国家的钱、人民的权，比咱家这把算盘还精贵，一颗珠子都不能少，一颗珠子都不能脏。”

“算盘珠子上不沾灰，做人心里才不亏。”

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风从柿子树叶间穿过，哗啦啦地响，像极了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。

那次回城后的第三天，我们室又接到了新的任务。

推开门，走廊尽头的同事在喊我：“老周，出发了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脚步稳稳地向前走去，像他教我的那样，一步一步，都踩在正道上。

  

（淇县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 李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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