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被人们津津乐道，不仅在于他广博渊源的学识和熠熠生辉的才智，更在于他在命途多舛，时运不济时体现出来的乐观旷达与诙谐豪迈。居庙堂之上，他坚守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，兼济天下的情怀；处江湖之远，他又用怡情山水的道家思想释忧解愁，随缘任运的佛家思想修身养性。
随性旷达的“真”
不能说集智慧与旷达于一身的文人墨客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出现过，即使有，能像苏轼这样保持天真淳朴，终身不渝的例子也寥寥无几。苏东坡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，比中国其他文人尤其鲜明突出，他显然已成为北宋时期无论在学识上人品上集大成的符号，起码这个符号是前无古人的，而在北宋积贫积弱的朝代中又影射者来人。
苏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人格的魅力——旷达的作风和自适的人生态度，再有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名篇佳句，令人们抚今追昔，吟诵品评，或被他刚直的性格所折服，或被清新遒健，酣畅淋漓的语言所感染，或从中若有所思，与自己的人生引起共鸣。无论如何，都在体验着他精神文化层面的魅力。虽然苏轼提出了文章不仅是载道的工具，它本身也是具有艺术性和独立的审美价值的，这个观点体现了他审美意识的自觉，但文章给人以美的享受始终是精神层面的体现，他写词作文的目的不单单是给人们享受的，更多的还要体现载道的价值和反应民生疾苦的真实写照。他的态度还是趋向载道的多一些，即使他大力宣扬文章本身的价值。还有就是，苏轼的思维是异于常人的，经常的逆向而行，在北宋那个文以载道盛行的年代，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逆形式而动，提出自己的观点，并且“顽固”的走下去，这样的例子在他的一生中比比皆是，但他会很完美的阐释这个观点，另别人点头信服，可见他的博学之处。
宋人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把自己的感想一一反映在作品中，一方面是对生活的思考，提醒自己，一方面是对现状的不满和无奈。王安石是一个好写日记人，与他在政见上相左的苏轼却不尽然，他没有王安石那样谨小慎微，他在《文说》有一段评价自己文学创作的话很精辟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。在平地，滔滔汩汩，虽一日千里无难……其他吾亦不能知也。”从这些文字中，可以看出他是个随性直爽的人，但又是一个坚持己见不循规蹈矩的士大夫。说他坚持己见有独立的思想，是因为在王安石变法中他反对新发最为坚决。当时积极推崇新法的宋神宗对苏轼是很器重的，如果他能顺从皇帝的意思支持新法，或得过且过，他的仕途很有可能会一帆风顺，可他又发挥他独特的“才智”：逆形式而行，最终遭贬。当旧派重新得势，要彻底废除新法时，苏轼又提出要保留一部分，这令被视为旧党的苏轼的同僚们不得其解，又一次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抵触。
政道仁心的“虚”
虚实相成，一般是说在诗词的意境方面，两者的结合才使作品得到生动丰富的表现。这一点在苏轼身上也能很好的展现，但此“虚”非彼“虚”，此“虚”不能详尽具体的指代，但主要有人格、信仰、意识、思维、性格形成等形而上的层面，是无形的，对周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是特别具有感染力和引导力。
古训有言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必然与客观的现实相互作用而发展的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苏轼的性格发展必然离不开他所信奉的学说。
不难看出，苏轼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随着历史应运而生的，时代背景和风气会潜移默化，耳濡目染影响到他的思想和人格。王水照先生说过：“一位不朽的巨人，来自于故土，来自于家庭，更来自于历史和时代。”他的儒家思想时时刻刻地体现在其作品和官任之中。嘉佑元年，苏轼与其弟苏辙前往汴梁参加进士考试，双双告捷，随后的礼部考试中，苏轼的《刑赏忠厚论》阐明了他以仁治国的思想，文中体现着无论赏罚，都应该具有“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”的忠厚仁爱之心，二十一岁的苏轼是这样写的，随后的四十四年，他也是这样做的，无论擢升还是贬黜，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修身齐家和治理地方事务的。和其师范仲淹都做到了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为政之道。
初上仕途，满怀热情的他到任上的辛苦和看到贫弱加交的人民，这些都拉大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，每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也会触发愁绪，思念家乡，但苏轼必经是一个积极热情的青年，虽然偶尔会倦怠和消沉，但儒家用世干预现实的思想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而对苦难的现实，衰弱的国势，苏轼的报国用世之心会随时提醒他。于是有了“近买貂裘堪出塞，忽思乘传问西琛。”这种立功塞外的报国之志跃然纸上。
造福黎民的“实”
只有真实的情感和对现实深刻的体会才会写出动人的作品。苏轼不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士大夫，他体察民情，关心民生疾苦的事例比比皆是，相对于在朝做官的短暂，调离外任是漫长和艰辛，在外任期间，他一直抱着“有作为”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困难。
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做地方官时造福当地百姓，为民请命。特别是在两任杭州时，他帮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，监督捕蝗，赈济灾荒；亲自知州时，免去租税，开仓赈济，创设“病坊”，“以工代赈”，疏通河道，当然最有名的是治理西湖，建成“苏堤”等等。这些只是他政绩的一个缩影，他始终抱着安抚黎民，造福百姓的用世思想。林语堂先生评价苏轼两兄弟时这样说：“子由沉稳实际，拘谨，寡言，而东坡则轻快，开阔，好辩，天真，不顾后果。”这个评价也只是片面的，从以上事例说明他还是一位恪守儒家传统，敦厚亲民的大儒形象。即使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是深刻的，但他摒弃了道家思想中消极遁世的态度，相反，儒家积极用世与亲民爱物的精神在他身上表现得格外执着热烈。虽然他的一生饱经忧患拂逆，经历两轮“在朝——外任——谪居”的大起大落，但他的人生态度更趋显温和厚道。
他的“实”还在于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都力图采取客观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。如读他的《石钟山记》，处处体现着质疑和实践的重要性。游山，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，作者却把它提到了理性的高度，从中悟出深刻的道理，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：“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”，肯定要出错。“目见耳闻”讲的就是实地调查。苏轼月夜去潭下做了细致的考察，才把问题的本质弄清，文章末尾深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这个道理经常被忽视，明白说出此文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，避免主观臆断的错误。
纵观苏轼的一生，儒家三不朽的古训“立德，立功，立言”始终是贯穿他一生的，他接受并且实践着这一思想。他敬仰屈原，丁母忧三年期满，还朝途中，路径忠州，听说此处有座屈原塔，便去专门拜谒。年轻的他站在塔前，被屈原这种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节操，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高洁所打动。人免不了一死，与短暂的肉体和荣华富贵相比，灵魂和节操才是永恒的，所以他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德行和操守。（韩彩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