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支持新政，主张革新诗文，开创了平易流畅的一代文风，成为北宋的一代文坛宗师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欧阳修，其文章不仅鞭辟入里，且针砭时弊，把文章作为载道省己之物，明示着清廉自律。

作序延家风

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一生为官勤政廉洁，三年蜀地为官的唯一纪念物品就是购买了一匹蜀绢，请人画成六幅“七贤图”。欧阳修在江西为母亲守丧时，再见到其父在蜀中做官时留下的那幅《七贤竹林图》，有感于父亲的先志，便写下了《七贤画序》，序中回忆了父亲的勤政清正，母亲的持家艰苦和“不忘先世之清风”的家风家教：不管生活如何艰难，做人的道德操守是不可改变的，并把此画当做家风旧物传于后代，告诫子孙永远记住先祖为官清明廉洁的一身正气。

赋诗表清廉

宋仁宗嘉佑五年（公元1060年）年底，欧阳修擢为枢密副使，升参知政事，可谓身在要职，手握重权，以前很少往来的王孙贵族携礼前来，明着恭喜升迁，实则有事相求，一时间府前门庭若市，厚礼接踵而至。欧阳修思来想去，如果答应这些不正当请求，不仅有负圣命，违背包公己行之法，而且还会遭到百姓的非议同僚的鄙夷，于是他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，并设宴款待他们，推杯换盏间歇，欧阳修说道：我平生酷爱诗文，作文颇多，但为人处世只追求一个字，于是便提笔写下了：守徐州失去大半，战吕布打掉巾冠；骂侯成盗去花马，恨董卓有心无肝。写罢，欧阳修说：四句诗所咏之字，便是我为官修身的镜鉴。这个字便是“德”。欧阳修委婉拒绝那些请托办事人，并表达了自己从政处世的基本原则：秉操守、持清廉、不越矩，知方寸。

回文论修身

李诩，宋仁宗至和年间（公元1054—1056年）官至秘书丞，曾写讨论人性的文章《性诠》给欧阳修，请他指教。李诩年轻气盛、骄傲自满的论文态度溢于言表，称即使孟子、荀子、杨雄复生，也不能与自己的文章相敌。已在文坛上取得“话语权”的欧阳修，为了磨其锐气，便写了《答李诩书》，体现了他以长者的风度循循诱导后辈的谦和，但又严肃提醒其修养自身的态度。

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之一，这和他年轻时对前朝历史的辨析和思索是分不开的。人们常说：“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”，他在广袤丰厚的历史中思考，对忠奸善恶，强弱进退以及怎样修身自持，当然有很多感悟，文中引用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等典籍对人性的描述，都是意在说明外界事物很容易诱发人的欲望，而且形式是变化多端、无孔不入的，并没有明确分辨人性的善恶，而且提醒人们不要陷入善恶唯一论中，仅仅在于告诫人们“戒人慎所习而言”“戒人慎习与所感”，面对自己的习惯和外界的诱惑要格外谨慎，还要常常怀有慎独、自省之心，不断加强自身修养，增强为官从政的自制力、约束力。

作为开一代新风的文坛旗帜，欧阳修深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影响，他把诗文当做载“官道”的工具，时时处处考虑到自己一言一行对后世的影响，正所谓：“为君子者，修身治人而已”“必有以率之”，古人常以谦谦君子作为对谦虚谨慎之人的赞誉，卑以自牧，自我完善也是中国人修身的一大特点，在个人修身实践中，规定和要求谦逊大度，讲究分寸，日常生活中要自我约束力强，同时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，既要有思想上的自觉，又要有行动上的自觉。欧阳修论文中均明示，作为君子，就是要修养自身、正心诚意、教化别人、做出表率。（韩彩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