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丕扬一生在朝为官奉职，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虽位高权重更清正廉洁，虽声名显赫更热爱百姓,史有“无私廉吏”之誉，堪为官吏之楷模。他一生著书立说写诗颇多，曾著有《应时草》、《巡按约束》、《劝学篇》等，主纂《富平县志》，是为明代陕西八大明志之一，是为富平现存最早的《县志》。

孙丕扬，字叔孝，号立山，陕西富平县流曲镇南街人。明嘉靖三十五年中进士，授行人，选浙江道监察御史，历任大理寺右寺丞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职，官阶一品，考满封太子少保。以八十一岁高龄“挂冠拜疏”，回籍居家二年卒，享年八十三岁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恭介。

创制“掣签法” 改进官吏考选制度

明史记载：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孙丕扬官拜吏部尚书。任职第二年，为拒权贵说情、绝内官请托，性情刚烈的孙丕扬在无奈之下，创制“掣签法”选拔任用官吏，以示铨选之不容情，不料，这一举动竟然“一时选人盛称无私”，收获一大波好评。签子用竹子做成，提前写上所选的机关地区及姓名等，杂置筒中，大选（凡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归之双月，谓之“大选”），急选（凡教授、改制、丁忧、候补、归之单月，谓之“急选”），是在选官者资历相当的情况下，悉听其人当堂随手掣取，与拈阄同。如此，谁也不能随意托关系走后门。“掣签法”为当时官吏考选制度的一大改进，深为后人赞颂，清代沿用此制。万历三十八年考核地方官吏，孙丕扬办事公允，刚正不阿，选贤任能，去留升降均无不当。次年主持考核京官，铁面无私，以正祛邪，“发奸如神”，将不称职官吏分别降职或罢免，在赢得朝野上下一片喝彩之时，也遭到小人和权贵的诽谤和攻击，甚至也引起神宗帝的猜疑。

巧劝胞兄改恶从善 严格治家不谋私

在朝堂，他从严治吏，敢于谏言，清廉正直；在边疆，他整肃防务，增设敌楼，筑边墙万丈余；在府邸，他治家有方，与“丑妻”相敬如宾，生活简朴，对子女亲友教育严厉，从不袒护徇私。在任刑部尚书期间，孙丕扬的兄长依仗他“尚书”的官威，在老家到处惹是生非、耀武扬威，扰乱乡里正常的生意秩序，乡亲们怨声载道，但又碍于孙丕扬的声望，敢怒不敢言。孙丕扬回乡后，听到这种传闻甚是生气。为规劝兄长依仗他“尚书”的官威，在老家到处惹是生非、耀武扬威，扰乱乡改恶从善，孙丕扬在跟兄长拉家常中，巧妙地说“我看咱流曲镇街道太窄了，得把它修宽点。”其兄不假思索地回答说“流曲镇的街道是富平县四乡八镇中最宽的，不用修。”“不用修？那为什么有人在街上行走冲撞那么大？弄得过往车马行不通，很多人连生意摊子也不敢摆了。”他哥哥这才听到弟弟的话里有话，心生惭愧，低下头默不作声。此后孙丕扬的哥哥再也没有在乡里胡作非为了，孙家的声望也更高了。

刚正不阿 执法如山“不转堂”

有次，孙丕扬出京巡视行至湖北，遇上了一桩涉及“官二代”的大案——张炳仁，当朝宰相张居正的儿子，依仗权势无恶不作，搞得民怨沸腾。孙丕扬自知此案涉及当朝宰相，肯定困难重重，但“眼里容不得沙子”的他没有选择“糊涂”，而是不畏权势，不惧报复，身着微服，暗中掌握张炳仁的大量罪证，并身入虎穴，亲见张炳仁，拿到口供。此时，张炳仁已是“热锅上的蚂蚁”，连夜四处疏通关系请求孙丕扬高抬贵手，都被孙丕扬拒之门外。年过花甲的张居正为救独子性命，铤而走险，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，命孙丕扬火速回京。就在孙丕扬陷入两难时，其夫人田氏急中生智，用金簪试出金牌竟然是假的。孙丕扬看到宰相张居正已插手此案，恐怕迟则生变，立刻击鼓升堂，下令斩了张炳仁。湖北百姓敲锣打鼓，奔走相告。事后，孙丕扬直言进谏奏明皇上，揭穿了张居正父子假公济私、狼狈为奸、假传圣旨、篡位夺权的阴谋，张居正被革职查办。从此，“孙丕扬不转堂”的故事，就流传开了。

孙丕扬一生为官三十三载，虽曾“乞休”二十五年，每次“乞休”均与当朝首辅有关，但他依然有一颗效忠朝廷、为国尽力、为民请愿的初心，直到“七十有八”仍“白首趋朝”。后人根据孙丕扬的事迹编了一出戏叫《假金牌》，使孙丕扬的光辉形象再现于舞台，千秋万代为后人共仰。（顺河回族区纪委监委 李姣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