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年间的一个夜晚，长安城的风从含光门吹进弘文馆。灯火在案几上跳动，竹简、纸本摞得像小山。太常博士吴兢又一次被吏员提醒：“公，已到三更了。”他只是点点头，把《起居注》《实录》与群书摘记摊开，对照核校——这是他奉诏编纂《贞观政要》的日常。

吴兢，670年-749年，汴州浚仪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他的念头很朴素：把太宗李世民与群臣治理天下时的言行，按“任贤、纳谏、节俭、法度”等门类提纲挈领地编出来，做一面可以照见得失的镜子。关于这部书的体例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都有著录，后来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称其“撮取要旨，以为鉴戒”。他相信，史书的价值不在铺陈词采，而在“据事直书”。

那晚，他正在写“尚俭戒奢”一门。卷中记太宗斥责内府铺张、命近臣以身作则的几条案语，言辞峻厉。忽然，一名内侍在门口躬身通报，说有权贵转意：此类“家法”若写得过重，恐惹非议，可否“略去数条”。馆中年轻吏员面面相觑，气氛冷得像窗外的夜。

吴兢合上卷帙，起身答道：“我等受命修书，是给后人立镜。删一事，少一分明证；改一语，损一寸警戒。太宗之所以成‘贞观之治’，正在于容得批评、改得错误。把难听的话藏起来，是对国家不忠，也是对学子不仁。”他让吏员把几条案语照录，又在旁边标出出处，便于复核。内侍一时语塞，只得退去。

《贞观政要》十卷、四十篇终成。进呈之后，玄宗称善，令近侍、东宫诸王读习。朝中士人把它当“坐右书”，新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常借来通读。

在吴兢看来，一部书的廉洁，不只在作者不受贿不徇私，还在于不虚美、不隐恶。后来者不断为《贞观政要》作注、印行、传习。从宋元到明清，书的读者群越来越广，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的信念，也借它走进了更多人的案头。

吴兢当年的坚持，像一盏灯，照着千年。秉笔直书，是史家的职业操守；让事实成为治理的明镜，则是对天下苍生的良心。吴兢用一支笔，写下的不是一朝的脸面，而是万世的尺度。这份直与清，穿越时空，依然耀目。（雷世杰 马燕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