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，汴京皇城之中书省衙署内，参知政事李昉伏案批阅文书。这位三入翰林、两登相位的一代名臣，身处荐举人才的要冲之地，每日门前车马不绝，求官求职者络绎而来。然而李昉对待这些求进者，却有一套令人费解的规矩——既不笑脸相迎，也不敷衍塞责，全凭“公心”二字行事。

一日午后，一位青年士子持名帖求见。李昉展阅其文章策论，暗自点头——此人才华出众，堪当大用。然而当士子满怀期待地呈上拜帖、恳请提携时，李昉却收敛了神色，正襟危坐，面容肃穆，语气严厉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。士子愕然失色，只得黯然告退。

数日之后，朝廷擢用人才的诏令下达，那位士子赫然在列。李昉的子弟大惑不解问道：“既知其才可用，为何当日正色峻拒，不给他一句暖言？”

李昉答道：“用贤，人主之事；若受其请，是市私恩也。我若允其请托，他日得官便感念我私恩，而非皇上圣明。荐举是国家公事，岂能变成私相授受？故峻绝之，使恩归于上。”子弟又问才不足者如何应对，李昉说：“若不用者，既失所望，又无善辞，取怨之道也。”所以对才不堪用者，他反而和颜悦色，既不令对方难堪，也不使其心存幻想。

这番道理看似简单，践行却极需定力。多少官员借荐举之权结党营私，把公器当作私恩。李昉的可贵，正在于“不市私恩”——不以个人恩典换取谢意好感。他深知，执政者若“恩欲归己”，则“怨使谁归”。

李昉历仕后唐至北宋五朝，身处乱世却能保名善终，与他“清俭自持”的为官之道密不可分。他持家治学，将“廉慎传家”写入训示，以“克己奉公”为座右铭。宋太宗赞其为“善人君子”，至道二年去世后获谥“文正”，此乃宋代文官极高荣誉。

李昉一生不因荐举之恩市私惠，不以进退之权结私党，“拜官公朝，谢恩私门”之事终身不为。千年之后，他留下的箴言依然掷地有声——用贤乃天子之责，荐才是臣子之分，公器不可私用，公恩不可私市。手中权柄，从来不是施恩图报的私器，而是为国选贤的公权。李昉用一生的持守，为后世立下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线：为官掌权，不在于结恩树德、收揽人心，而在于秉公持正、进贤为邦。（雷世杰 郑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