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选贤与能”出自《礼运大同篇》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......是谓大同。”《礼运大同篇》是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，而“选贤与能”则体现了孔子的选官主张。“贤”是指道德层面，要品德优异；“能”代表社会实践能力，要有真才实学，“选贤与能”被后世的明君奉为选拔官吏的基本原则。

用人德为先。因为国家官吏拥有政府所赋予一定范围内推行国家政策的权力，所以要有比一般人更高尚的品德。权力是把双刃剑，用于正道，则利国利民；用于邪路，则贻害一方。因而，掌握权力的人必须要有以天下为己任、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和公正廉明、安贫乐道的节操，才能为国家尽忠尽责图富强、为百姓鞠躬尽瘁谋福祉。相反，一个贪图名利、迷恋权色的人，哪怕再有才干也不可以担任要职，他们地位越高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。      

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，原因之一就在于用人不当。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，但是由于触及了官僚地主利益，遭到了强烈反对。后来在新法实施中暴露了一些弊端，司马光、欧阳修等人对他的急功冒进也提出了异议。王安石为人极为执拗，为了尽快推行新法，他竟然采取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，凡表示拥护新法的，不论品行如何都予以重用，而对新法有异议的则统统贬谪。事实上，改革派中除了王安石本人品行端方外，其他多是投机取巧、阿谀谄媚的奸佞小人，如吕惠卿、邓绾、蔡京之流，蔡京还有“北宋第一奸臣”之称。结果，这些人一朝得势，便以变法为名大肆收刮民脂民膏，弄得民怨鼎沸。而王安石也被吕惠卿诬陷，结束了政治生涯。自古治国必先治吏，吏治不清，则国无宁日，可王安石偏偏提拔了一群贪官污吏，其变法失败是必然的。不仅如此，更因奸相蔡京长期弄权，导致整个官场乌烟瘴气、政治腐败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。

明代严嵩、严世蕃父子，都是智计百端、博学多才之人，但这两父子把聪明才智都用在揣摩皇帝的心意、排斥异己和大肆敛财上。严家权倾朝野、富可敌国，对政敌则罗织罪名，冤狱无数，可谓祸国殃民，贻害无穷。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大老虎，哪个不是普通人眼中的能人，也有不少人曾经对国家有过特别的贡献，但是他们疯狂贪贿动辄以亿万计，并且由于他们的任人唯钱导致官场逆淘汰，严重败坏了党风党纪，败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和社会风气，这些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其才能和贡献。用一句比较时尚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”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选贤才为重。那么，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好官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国家官员归根到底是要代表政府行使权力、处理各种政务、谋求地方发展的，如果才能上有欠缺，必定不能很好地履职尽责。这个才能不仅指书本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实践能力。单会写文章纸上谈兵的人，仅适合做学问，不适合治理国家。汉成帝的老师张禹曾经做过6年丞相，他非常有才学，但是政绩平平，也就是说他是个合格的老师和学者，却不适合做官。张禹无所作为还高居相位，打击了一大批官员，导致很多人懒政。曾经做过槐里县令的朱云在觐见成帝时弹劾他 ：“如今有朝廷大臣，上不能为国君献良策，下不能安抚百姓，都是尸位素餐。”

有德无才者对国家管理阶层来说同样是祸患，明代崇祯朝廷“文臣误国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明朝末年，整个文官队伍充斥着“清流”风气，然而这些人只重品德忽视作为，他们在朝堂坚守节操、夸夸其谈，为反对与清廷议和、迁都南下或与阉党斗争可以不顾性命、冒死相争，却没有人真正扑下身子去解决内忧外患的现实问题，以现代语言来说，这就是一群“嘴炮”。在李自成和清兵先后攻破北京、明朝灭亡之后，这些品格“高尚”的人有的自杀殉国，有的投敌叛国，唯独少有人为保卫国家出钱尽力，这就是空谈误国的历史教训。

从古至今，凡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都是贤能之士，如古代姚崇、范仲淹，现代焦裕禄、孔繁森等等，他们不仅有高尚的品德，并且有真才实学，为官一任福泽一方，这些贤臣好官都堪为从政者的楷模。习近平总书记有多年基层任职经历，不管在哪里工作，都心系群众、力求有为。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：“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，要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坚持事业为上、公道正派。”只有党员干部都兼具“德”与“才”，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、恪尽职守、无私奉献，才能在其位谋其政、谋善政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从而强国福民。

所以，我们要效仿古人“选贤与能”，把“三观”正确、政治清明、能力出众的人才选拔出来，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智慧和能力，带领广大群众建设国家富强民主、社会安定团结、人民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大国强国，实现我们最伟大的中国梦。